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医医学史是中国历史文明中的一部分，在西医没有传入中国之前的几千年间，中医中药一直为中华民族的健康和繁衍生息保驾护航。本文主要探讨时空变迁对中医临床方药的影响。
东汉时期
根据著名物候学家竺可桢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这篇文章，发现：从公元初年到公元600年，即东汉、三国到六朝时代，进入第二个寒冷时期。
当时的气候比现在低的多，导致粮食减产和人口锐减，加之朝廷吏治腐败，官府横征暴敛、军阀混战、土地兼并严重，以至出现了国库空虚，饿殍遍野，甚至百姓易子而食。建安九年至二十四年（公元204年至219年），这次被人们称为“伤寒”的大瘟疫给了这个衰弱的王朝一个致命一击，过去曾经繁荣昌盛的城市遭到彻底破坏，土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到三国末年，在瘟疫最剧烈的中原地区，其人口仅及汉代的十分之一。
东汉医学家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该书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书中还精选了如麻黄汤、桂枝汤、柴胡汤、白虎汤、青龙汤等，这些方剂的药物配伍精炼，主治明确，后世不少药方都是从它发展变化而来。该书在外感热病和内科杂病等辨证论治方面的理论与实践，被历代医家奉为圭臬，书内所载方剂及方剂学理论，被尊为众方之祖。
张仲景解表代表方用麻黄汤、桂枝汤，解表代表药用麻黄、桂枝。这样的用药整体是偏温的。
金元时期
金元时期战乱频繁，人民生活极端痛苦，疫病广泛流行，过去对病因、病机的解释和当时盛行的经方、《局方》等医方，已不能适应临床需要，一些医家提出了“古方今病不相能”的思想。刘完素、张元素、李杲、朱震亨等医学家相继兴起，他们从实践中对医学理论作出新的探讨，阐发了各自不同认识，创立成各具特色的理论学说，展开了学术争鸣。
金世宗时期，为图富强，采取了一系列开明政策，以推贤荐能，鼓励创新，形成较活跃的学术气氛。受宋徽宗赵佶提倡的运气学说影响，刘完素开拓“思路”，独树一帜地创立和倡导“火热论”。
李杲生活正值金元战争期间。1232年，元兵围困汴梁（今河南开封)半个月，解围之后，人民无病者极少，既病而死者接踵不绝。李杲目睹了实际情况，当时这些疾病患者，医生大都是按外感风寒治疗的，结果疾病不能痊愈，反而大量死亡，引起他的重视和思考。他指出：“伤外为有余，有余者泻之；伤内为不足，不足者补之。”“内伤不足之病，苟误认作外感有余之病而反泻之，则虚其虚也”，因此内伤外感不容混同。李杲内伤学说的建立是前人没有提出的，也是在战争时期他临床中独创的心得，为此他拟制了补中益气汤以及升阳益胃汤，均取甘温除热、温养脾胃、扶养元气为主，为治内伤病的主方，深得后世医家之赞赏。
“金元医学”在短短一百多年间，从诞生、成长到发展，始终贯穿着“开拓”、“创新”、“争鸣”这样一种新的医学风尚，使以刘完素、张元素、张子和、李杲、朱震亨等为代表的金元医家，都能形成理论上各有建树，实践中互有补充的发展特色。
金元时期解表代表方用防风通圣散，九味羌活汤，解表代表药用羌活，防风。
明末清初
明末清初，中医学传统的理论和实践经过长期的历史检验和积淀，渐臻于完善和成熟。
明清之际，战乱不断，百姓困窘，疫病流行，山东、浙江、河北等地，感染疫病者更多，当时医家们都以伤寒法治疗而不能取得效果。医学家吴有性提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于公元1642年写成《温疫论》，书中对温疫的传染病源、传染途径以及传染病的免疫性，都有独到的见解。吴有性认为温疫的发生，既不是由于四时不正之气，也不是由于新感和伏邪。他认为乃从口鼻而入的感染了一种物质–戾气。并说：“夫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气即是物，物即是气”。还指出戾气是眼不能察，身不得感，耳不得闻，鼻不得嗅的一种传染病的病原体。
由于吴有性创造了对传染病的病因学说，指出了戾气不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写出了我国第一部温疫病专书，使后来的温病学说在治疗措施上采用清热解毒的方法，再一次起了很大的作用。
明清时期的温病学家，多产生于以苏州为中心的江苏、浙江地区。“康乾盛世”，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相当安定和繁荣的局面。江浙地区经济、文化、科学的发达，以及河流密集、交通便利、人口流动大，温病流行频繁。正是由于这时期温病学家以及其他医家对温病的医疗实践和理论上的发展，使温病在理、法、方、药上自成体系，形成了比较系统而完整的温病学说，从而使温病学成为独立于伤寒的一门学科，它既补充伤寒学说的不足，又与伤寒学说互为羽翼，使中国医学对外感热病的理论、诊断与预防等，向着更加完善的方向继续发展。
解表代表方用银翘散、桑菊饮，解表代表药用苏叶、豆豉。江南气候温热，解表不可轻用麻、桂。
综上，解表方由麻黄汤、桂枝汤，变为防风通圣散、九味羌活汤，再一变为银翘散、桑菊饮，本身就是由中医时空的转变导致中医实践的不同而造成的。
另：春秋战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等时期，篇幅有限，不加赘述。
医者如没有深厚的时空观，很难驾驭中医数千年的灵魂，也就很难做到清代医家叶天士一样，“遍采百家之长，不偏不倚”。一个能在中医历史上留下影响的医家，本身就是很懂中医历史的。